在近期聚焦金融支持民企、稳定市场预期的诸多举措推出后，另一个看似不直接相关但却常常被提及的改革主体是国企。

不少人认为，如果不能实现新一轮的国企改革，支持民企也无从谈起。毕竟，除了本身的规模优势之外，国企的软性预算约束、诸多领域的隐性垄断竞争地位、在部分公共项目竞争中所具有的天然优势，都让民企在与其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。

实际上，新一轮国企改革一直在进行中。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召开通气会表示，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已在资本层面实现混合，且充分竞争领域国有企业混合程度更高。目前，商业一类中央企业的混改比例已超过70%，中央企业四级及以下子企业超过85%实现了混改。开展混改的省属国有企业中，商业一类企业占比达到88%，二至四级企业占比超过90%。

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，是本轮国企改革布下的重要一子。毕竟，作为改革的先手棋，以市场化手段优化国企经营效率成为重中之重，而混合所有制改革即是让国企与市场化接轨的有效手段之一。

当然，衡量国企改革成败，不能单单以混改比例来判断。国企改革最终的检验标准还是市场竞争力，是在产权明晰、管理科学、按照市场规则下的高效率。

那么，新一轮国企改革从何而起呢？

一方面，对外以“竞争中性”原则倒逼改革。

国企改革之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既是因为其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，也是由于其对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、要素升级有着重大影响。如果不能打破国企在某些领域的垄断竞争地位及其在贷款、拿地、拿项目等方面的隐性优势，不仅是对民企发展积极性和潜力的抑制，也直接制约着国企本身改革发展的动力，最终反映为要素投入产出比的低下。

央行行长易纲前不久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表示，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，中国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，并考虑以“竞争中性”原则对待国有企业。

实际上，“竞争中性”作为一个目标，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发展的逻辑相吻合。一部改革开放史，实际上也是民营资本的开放史，同时也是一部倒逼国企改革的历史。前者逐渐进入更多领域，甚至开创了不少领域；后者则逐渐成长为独立经营、自负盈亏、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。而伴随着“竞争中性”从原则到更多层次的实践，国企将被迫从传统的隐性体制优势中跳出来，建立新的比较优势；与此同时，通过股份制改革，也能更加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杠杆作用——通过撬动民间资本甚至部分外资，国有资本可以起到“四两拨千斤”的作用。

另一方面，对内要推动机制优化，切实提高效率。

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，国企的特殊性除了体制优势外，也有随之而来的责任。在不少国家战略项目上，国企 “要承担更多任务”。例如，在普惠金融方面，国企就责无旁贷。据报道，截至2017年，仅央企在扶贫上累计完成以及立项项目已经接近100个，涉及金额超过100亿元。

如果说对国家战略的经济支持属于社会担当，那么真正难以承受的包袱来自于机制约束。在“求稳不出错”心态下的国企，与“爱拼才会赢”的市场要求相悖。因此，从外部倒逼国企改革，必须要伴随着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调整。

10月9日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，对国企内部机制优化也有着重描述，强调要推行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，要加快工资总额管理制度改革，统筹用好员工持股等中长期激励措施。而除了上述激励措施，还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，落实好“三个区分开来”，也就是说，要在实践中“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、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，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；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，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；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，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”，以此释放出干部改革创新的积极性，把那些想改革、谋事业、善经营的企业家大胆用起来，把有思路、有闯劲、有潜力的年轻人提起来，推动国有企业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。

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，中国曾从国企改革所释放的巨大活力中获益良多。我们也期待，通过加强对国企的外部监督与约束，优化内部激励约束机制，推动本轮国企改革能够落到实处，并进而推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、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。